2000年4月29日，著名物理学家、九三学社中央顾问葛庭燧在合肥不幸病逝。遵照葛庭燧生前意愿，丧事一切从简。从葛庭燧停止呼吸到火化完毕，只用了6个小时。他走了。没有花篮、花圈；没有挽联、挽幛；没有哀乐、致词。看起来这似乎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但细细想想，一切又尽在情理之中。葛庭燧一生崇尚科学，朴实无华，他是不会灰飞烟灭的。

在近代中国，追求民主首先是与救亡图存、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联系在一起。葛庭燧的父亲葛启彬年幼时，曾在北京一家面粉厂里当学徒。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他徒步逃回家乡。他经常向葛庭燧讲述当年在京城看到听到的义和团抵抗洋鬼子的英雄故事及外国人欺负中国人的事件。这在葛庭燧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种子。

1930年，葛庭燧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并获得山东省的津贴。在学习期间，受到同班同学胡乔木等人先进思想的影响，他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和不抵抗主义。1935年他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一个中队的中队长。一天深夜，北平当局派军警包围清华园，搜捕进步学生，葛庭燧躲在恩师叶企孙的宿舍里，才得以安然无恙。1938年，葛庭燧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并担任助教。此后，葛庭燧利用燕京大学作掩护，秘密地为抗日游击队提供重要器材和科技资料。

1938年，葛庭燧在燕京大学物理系研究院认识了何怡贞女士。这时，何怡贞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正在燕京大学物理系任教。几十年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们说，是爱国的志向，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1940年，葛庭燧获得燕京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41年7月，葛庭燧和何怡贞在上海结婚，并于8月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同赴美国。在那完全陌生的异国他乡，葛庭燧开始了向科学进军的艰难历程。

在美国加尼福利亚大学，葛庭燧只用两年时间，就以“不可见紫外光源的研究”为题的论文，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其成果被应用到美军收复南洋群岛时的侦察工作。

随后，他应邀到麻省理工学院光谱实验室，从事与美国曼哈顿原子弹有关的铀及其化合物的光谱化学分析；又在该学院的辐射实验室，进行远程雷达发射和接收两用天线自动开关的研究。由于出色的工作业绩，葛庭燧获得了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颁发的两张奖状、一枚奖章，并获得一项专利。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葛庭燧参加了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的筹建工作，是该所到任的第二位研究人员。1946年，葛庭燧第一个创制了研究“内耗”用的扭摆仪，并被国际上命名为“葛氏扭摆”。1947年葛庭燧第一次用该仪器发现了晶粒间界内耗峰（被命名为葛峰），阐明了晶粒间的粘滞性质，奠定了滞弹性内耗的理论基础。1949年，他提出晶粒间界无序原子群模型，被称为“葛氏晶界模型”。

在短短的4年时间里，葛庭燧独立地取得了一系列奠基性和开拓性的科研成就，跻身于世界科学名人之列，成为国际固体内耗领域的创始人之一。然而，正当他在科学事业上如日中天之时，葛庭燧却把目光转向了万里之外的祖国——这永远令他不能忘怀的神圣的故土。

1949年，新中国诞生。葛庭燧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积极投入动员和组织留美学者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各项活动。同年2月，葛庭燧等在芝加哥发起并成立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他担任理事会主席。5月的一天，葛庭燧收到在香港大学任教的中共地下党员曹日昌的一封信。拜托他转寄给钱学森一封信，告诉钱学森，“北方当局”希望他尽快回国，在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设。葛庭燧欣然　　 从命，转寄时又附上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写道：
以吾兄在学术上造诣之深及在国际上之声誉，如肯毅然回国，将影响一切中国留美人士，造成早日返国致力建设之风气，其造福新中国者诚无限量。弟虽不敏，甚愿追随吾兄之后，返国服务。弟深感个人之造诣及学术地位较之整个民族国家之争生存运动，实属无限渺少，思及吾人久滞国外，对于国内之伟大争生存运动有如隔岸观火，辄觉凄然而自惭！

钱学森一直保存着这封信。1993年，葛庭燧80寿辰前夕，钱学森在祝寿信中写道：“我决不会忘记，是您启示我早日从美归来，为新中国服务。”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也就在这一天，葛庭燧在芝加哥以留美科协的名义，主持召开了一个纪念会，并冒着生命危险举起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他还邀集了34位在芝加哥的清华同学，打电报给国内的叶企孙教授，转致对新中国的祝贺。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同年11月，葛庭燧和夫人何怡贞毅然带领在美国出生的7岁的女儿葛运培和2岁的儿子葛运建回国。

当海岸线隐隐约约出现在东方时，站在甲板上的葛庭燧再也抑制不住潮水般的激情，他伸开双臂，大声欢呼：“我们回到伟大的祖国了……”

这一年，葛庭燧36岁。后来，有人问起他的年龄，葛庭燧总是说，新中国的成立使我获得了新生，我与共和国同龄。

回国后，葛庭燧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随后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他在清华园建立金属物理研究室，揭开了我国金属内耗研究的第一页。1950年8月，葛庭燧代表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自然科学代表大会，在会议期间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葛庭燧强烈地感受到是共产党和革命先烈们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他决心沿着这条道路勇往直前！

1952年，葛庭燧和何怡贞响应建设东北重工业基地的号召，举家离开北京清华园，前往沈阳参加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筹建工作。

1955年，中国科学院第一次学部委员（院士）大会在北京召开。在会上，诞生了共和国的第一届学部委员（院士）。葛庭燧作为第三代中国留学生中的一员，成为一名院士科学家。1956年，葛庭燧以《金属中的内耗与力学性质的研究》一系列论文，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在当年向科学进军的日子里，葛庭燧获得的这个奖格外令人注目，因为在当时颁发的三个一等奖和五个二等奖中，这是唯一在国内进行实验研究的成果。

为了让世界了解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打开科学文化交流的大门，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1955年11月组成“中国访日科学代表团”。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任团长，时年42岁的葛庭燧作为物理学和金属学的代表，荣幸地成为一名团员。访问归来，代表团成员在杭州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和宴请。郭沫若在汇报时，指着葛庭燧向毛泽东介绍说：“他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一员，在日本东京大学和其他城市作的几次学术报告很受欢迎。”毛泽东兴致勃勃地看着葛庭燧说：“好嘛，要赶上去嘛，要培养年轻人嘛！”葛庭燧的双眼湿润了，他亲身感受到了新中国领导人对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无比信任和殷切希望。

1979年，葛庭燧实现了毕生的追求，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入党志愿书上，他庄严地表达了这样的决心：余生交给党安排，在科技现代化的征途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1980年，葛庭燧从沈阳举家南迁合肥，参加合肥科研基地的建设，任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副院长，负责筹建固体物理研究所。回忆起当年南下的情景，他说起了一段经历。1949年我由美国回国的时候，有些好心的美国朋友说中国人的科技不行，他们说，翻开近代的科技书籍能找到几个中国人的名字？我不服气地对他们说，我们有四大发明。1980年8月，我在美国又见到了当年的一些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的外国老朋友。在交谈中，他们承认国际科学界著名科学家中，现在不乏中国人的名字，但这些人都是由外国培养的，成果也出在外国。我的民族自豪感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想，难道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在我们自己的实验室里，就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的人才，出世界一流的成果吗？——能，我们一定能！

葛庭燧决心在中国的实验室里培养出自己的人才，创造出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1982年，固体物理所招收15名研究生，他在录取通知书上提出以下问题，要考生一一回答：你在固体物理所如何为四化建设和振兴中华服务？在实验室的创建中，你能否适应滚打摸爬的艰苦环境？你对研究工作要强调团结合作、集体讨论和个人钻研相结合，持何看法？显然，他是在要求考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是有了振兴中华的崇高理想，攻关不畏难的拼搏精神，团结奋斗的优良作风，固体物理所由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集体，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战斗力，坚持不懈地钻研科学难关，最终走向了世界科学研究的前沿。

弹指一挥间，20年后的今天，葛庭燧亲手创建和领导的“内耗与固体缺陷开放实验室”，早已成为国际上知名的研究中心之一。该实验室7次获得国内和国际科学奖。1989年7月，第九届国际固体内耗与超声衰减学术会议在北京举行。葛庭燧成功地主持了这次学术盛会，并荣获内耗与超声衰减国际奖。这是该学科的最高国际奖，至今全世界只有三位科学家获此殊荣。会议文集收入论文159篇，其中属于中国的就占69篇。这使葛庭燧感到非常欣慰，他说：“通过这次会议的检阅，我们这支老中青结合的固体内耗研究队伍，总算为中国人争得了一些荣誉。”

十年后，1999年葛庭燧获美国TMS最高学术奖梅尔奖。杨振宁博士得知葛庭燧荣获梅尔奖后，在给葛庭燧的信中说：“我要向你祝贺！六十多年你对内耗问题的贡献，对培养中国材料科学人才的努力是大家都称赞不绝的。”

葛庭燧在事业上，一心探求祖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在生活中也处处想着国家利益。虽然他是成就卓著的著名科学家，却从来不追求个人的生活享受。他的言行处处闪烁着新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品德，给他周围的青年科技工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启迪。1979年，葛庭燧到西德斯图加特马普金属研究所担任客座教授，待遇比较优厚，但他却和青年人一样，每天乘公共汽车上下班。青年人劝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不要再跟我们乘公共汽车了。”葛庭燧笑着说：“我们国家是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搞‘四化’的，多节省一个马克外汇，就是对‘四化’建设的支援。”同年11月，他从西德应邀到日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顺道回国。临行前，他往旅行袋里塞了两双半旧的皮鞋。有人不解的问：“远道回国带旧皮鞋干嘛！”他回答说：“带回去补一补。”原来，在西德修理要花几十马克，所以他要把旧皮鞋带回国内修理。1995年，葛庭燧应邀前往日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准备从合肥乘民航班机到上海，然后出国。售票员一见葛庭燧的证件注明是“院士”，就执意要卖一张豪华舱机票给他，但葛庭燧坚决谢绝了。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葛庭燧坚信，古诗中的这个哲理，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平时，他连办公用纸也非常节约，一张纸用了又用，直到不能用为止。用过的日历也利用起来，舍不得丢弃。1991年，安徽省遭受特大洪灾，葛庭燧先后四次捐款。他对希望工程和中科院合肥分院子弟学校也多次捐款。他说，作为共产党员应该尽力为国分忧，为民解难。1991年，葛庭燧被中共安徽省委授予优秀党员的称号。

1996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在合肥接见在皖中科院院士。因胡锦涛是清华毕业生，一见葛庭燧就亲切地尊称“老学长”。两位校友就人才外流和培养“四有”青年等问题，进行了长时间交谈。胡锦涛还看了葛庭燧5月4日给青年朋友作的“热爱祖国，献身科学”的报告搞，对这位老科学家的赤子情怀和高尚风范深表敬意。

1999年3月，葛庭燧从美国领取梅尔奖归来，就继续埋头于学术著作的写作。6月，在一次肛肠手术时，竟意外发现他的左腿上有一个小包块是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7月，又进行了腿部的扩大手术。消息传到省委、省政府、省政协，各级领导先后多次前往看望，并指示要提供最优良的医疗服务。葛庭燧并不知道自己身患绝症，他相信，自己的身体一向健康，很快就会好起来。和一切仁人志士一样，葛庭燧只是觉得：存在着，就要做点什么。他内心纯粹的信念毫无改变，他要为科学事业继续奋战。在病榻上，他一面输液、换药，一面精心修改一篇数万字的论文，赶着寄往国外，在共和国50周年诞辰之际发表。经过七个月的奋笔疾书，至今年元月，他终于完成了60余万字的学术专著《固体内耗理论基础》之一[晶界弛豫与晶界结构]。葛庭燧享受到了收获的喜悦，但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2月5日，他抱病参加固体物理所的春节团拜会，听完大家的发言，葛庭燧向青年们提出挑战：我还有个四年计划，再写两本书，你们也愿意订个四年计划吗？

然而，癌细胞疯狂地吞噬葛庭燧的肌体。右手感到无力，腿上又出现一个小瘤。经检查，病灶已扩展到他的大脑、肺和肝脏，毒化他周身的血液，他不幸又跌了一跤，……在犹如山崩一般的病势制压下，他被迫整日躺在床上，中止写作，接受光疗。家人暗示他，他心里多少也明白，但在别人面前他总是显得异常刚强。他经常让人扶着他坐上轮椅，在室内转转。他说，我总有一天要站起来，即便右手不行了，我还能练习用左手写字著书。他依然时刻牵挂着他酷爱一生的内耗事业，牵挂着他寄于希望的代青年。

让我们读一读从录音带中整理出来的部份原始记录吧。

3月22日 葛庭燧对沈阳金属所的来人说：要鼓励年轻人加油、创新。固体所的年轻人做了一些创新性的工作，是很好的。希望金属所常来人，大家合作，一起超过外国人。

4月1日 何怡贞亲自送来一束盛开的杜鹃花。葛庭燧看了看鲜花，目光转向这位60年相濡以沫的老伴，最后停在何怡贞那只骨折的手上，深情地说：骨折三次了！何怡贞说：现在好了。说完，两人又意味深长地勾勾手。何怡贞再三鼓励他说：“你要和疾病作斗争，坚持到底。”葛庭燧说：“我一定做到。”

4月11日 葛庭燧对固体所领导说：希望固体所能发达起来，内耗和纳米，都要依靠你们了。要抓紧培养人才，引进人才。一个年轻人怎么能什么都好呢？要多看他们的优点。三、四十岁的青年，还能干很多年。

4月13日 徐娇娇是葛庭燧通过希望工程救助的一位小姑娘。如今她以优异成绩考入当地重点中学，还是地区三好学生，今年“六一”要去北京参加全国少先队代表大会。听了团省委同志的报告，葛庭燧说：现在成绩很好，还要继续努力，不要骄傲自满，我希望她将来有大的成就。接着又说，以后我还希望通过你们对别的贫困孩子给予适当的帮助。

4月22日 葛庭燧一生主张“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儿子葛运建受父母影响，1990年从法国学成回国。孙子葛树森目前正在法国留学。这一天葛庭燧再三叮嘱葛树森的妈妈：不要回来看我，要他抓紧学习，拿了学位，一定要回国。

葛庭燧的病情在恶化。他体内的免疫系统已全部瓦解，晚期癌症的种种并发症折磨着他，葛庭燧只是静默无言地忍受着。他心里明白，马克思在向他招手了。4月29日上午，葛庭燧走了。

但是，他并没有完全离开我们而远去。他的有关器官已经捐献，这样，在攻克癌症的征途上，他还可以为医学科学的进步竭忠效力；他的骨灰将撒向齐鲁大地，这样，他就依然和祖国母亲紧紧地依偎在一起，永不分离。至于他的科学贡献，他的爱国精神、他的高尚人品，更是时时刻刻涌动在炎黄子孙的心中，直到永远！永远！